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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考古与龙山文化社会形态


发布日期:2021-07-02 06:03   来源:未知   阅读:

  聚落考古是考古学探索古代社会的有效方法之一,自从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经过短暂的熟悉过程后得到迅速推广,其中基于人地关系和聚落层级的研究尤其得到重视。然而这类工作多侧重于简单地根据遗址空间位置划分群组,根据遗址面积确定聚落规模,然后进行大小排比从而得出聚落分层和社会分层,满足于推导出社会复杂化一般轨迹的普遍认识。聚落形态的考察应该是全面的,不能仅仅侧重于群组的划分、规模的比较和分级,还要顾及地理景观和区位因素,尤其是聚落之间的空间关系所映射的基层社会结构,不同层级聚落组织单元之间的组合关系,以及整个区域聚落群的结构模式。只要真正触及所有这些方面,我们就会发现聚落形态背后社会形态的细节也会跟着丰富起来,既复杂,又生动。

  龙山文化时期以来相关考古材料对社会的反映出现多方面变化,其中尤以家户形态、经济生活、社会分层、政体形态四个方面具有代表性。本文拟就此展开分析,冀以窥探当时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也就是本文所谓社会形态研究。

  家户是指经济独立的家庭单位。一般来讲,家户的规模和结构对社会有重要影响,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属性。简单来说,如果一个社会中家户结构复杂、规模较大,超出个体家庭之上,类似于扩展家庭甚至家族,则其社会关系的构成会偏重于血缘性,反之则偏重于社会性。两种属性是互逆和反关联的,其间的强弱关系关涉该社会运作的形式和特点。

  龙山文化时期,很可能大部分家户的形态已是个体家庭。因为在多数地区的龙山墓葬中,我们很难再见到以前那种具有一定规模的、以血缘继嗣群为单位的氏族或家族墓地,于聚落之中或之外独辟墓地聚族而葬的现象少之又少,代之而起的是埋在房子附近数量有限的墓葬,与生活遗迹组合构成聚落内的功能单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我们推测或许与其丧葬风俗的迁易有关——大汶口文化以来的族墓地(指以血亲原则组织起来的以血缘继嗣群为单位的氏族或家族墓地)传统到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基本瓦解。没有了合族人集中埋葬的墓地,通过零零散散地发现,墓葬数量自然不会多。

  整个龙山文化时期族墓地已不再流行,那种位于居址中与相关房址形成功能组合的少量墓葬或者小型墓地,成为当时葬俗的常态。在这点上,东海峪、尧王城、两城镇都有典型例证。

  前述几处遗址代表了目前龙山文化最重要的考古发掘,其中揭示了一个普遍现象:龙山文化时期居址与墓地往往组合在一起,不再分开,形成聚落内的一个功能单位。大汶口文化时期在遗址某处专辟墓地的做法已较少见,族墓地迅速衰落。究其原因,核心家庭的规模和稳定性局限是最主要的。即使在扩展家庭中,由于私产的张力,成年子女也很难保证长期不分家。这样的核心家庭和扩展家庭人口有限,墓葬自然不会太多,当然就没有开辟独立墓地的主观需要了。

  另一个原因也许与土地所有权的变化相关。随着家户形态转变为核心家庭,土地所有权也随之转变为家庭私有,这样即使家族组织或者还剩下一个外壳,但大部分已经没有了土地等族内公产,也就没有了可以容纳族人共同安葬的空间,大家只好改变习惯,以核心家庭为单位下葬,族墓地自然也就消失了。同时,核心家庭规模较小导致稳定性先天不足,土地所有权也就容易变更,因此人死后不能随便埋葬,最好就葬在自己的房屋附近或院落内。

  以上分析表明,核心家庭已是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家户的一般形式,扩展家庭作为家户并不常见,遑论规模更大的家族了。作为扩展家庭来讲,虽然我们不能断定这类大汶口文化晚期普遍的家户模式在龙山文化时期已完全消失,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时期扩展家庭并不稳定,很容易分解为多个核心家庭。翻检两城镇第一发掘区八个阶段聚落形态的变迁,足以证明这个判断。

  随着家户核心家庭化和家族组织的废弛,可知在龙山文化的社会生活中,和个人有直接关联的血缘圈子已经大为缩小,每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已不像大汶口文化阶段那样主要凭借血缘脉络来确定,而是可能更多地与个人的经济实力和能力、事功挂钩。如此一来,在社会关系重组过程中血缘关系的作用就会减弱。我们看到,与血缘色彩淡化同步,大汶口文化阶段与祖先崇拜相混杂的宗教传统此时也发生改变,敬祖崇祀厚葬奢靡的风气减弱,社会生活普遍世俗化。由罗圈峪、司马台等遗址的发现看,天地山川祭祀这类能够跨族群笼罩人心的宗教活动开始活跃,思想观念的变革肯定也为社会的变革准备了条件。

  经济活动是维持社会运行的基础,是奠定社会基本形态的重要因素。相比以前,www.0680.com!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活动远为丰富和活跃,除了作为基础的农业获得极大发展之外,有证据显示经济领域内的专业化程度也达到了空前高度,与之相适应,还建立起多层次的复杂贸易网络。

  龙山文化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农业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当时的农业生产可能已经达到了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程度,香港内部波色生肖尾数,其中稻作农业的大范围推广,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粮食增长,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同时由于水稻种植这种程序化的农业方式,也带来了文化上的潜移默化,社会管理向精细化转变,是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展水平快速提升的重要原因。

  在大型或中心聚落所代表的高等级社会中,农民的占比应该有所下降,甚至会少于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其他行业者。但也不能一概而论,由于采取的社会治理方式不同,农业人口比重也是有差别的。

  当时除了占据优势的农业聚落之外,还有一些从事专业经济活动的聚落。比如诸城西杨庄子那样以石器制造为生的聚落,还有莱州湾南岸可能属于制盐的聚落。这类专业聚落中应该几乎没有农民了,从业者以手工业工人为主。龙山文化最大的手工业者群体主要还是来自陶石器的生产。石器生产应该是第二位的手工业经济,与陶器生产一样普遍,但其专业化程度在不同情况下是有区别的。

  形成专业生产之后,追求利润的动力会促使一些生产者提高生产技术、强化生产过程中的管理,以便充分利用人、物资源,提高工作效率,更有效地占有市场。于是经济活动中的集约化倾向开始露头,这种趋势继续发展往往会导致生产的组织和管理形式都发生变化,突破家庭手工作坊模式,以支付报酬形式招纳社会人员,在形成新的社会关系——雇佣的同时,也形成了新的生产模式——社会化的工场,从而生产得以持续和扩大。

  经济专业化和社会化的起步,促进了以城址为中心的区域社会的发展,也暗示了将不同聚落、区域和超区域社会体系联系起来的经济关系,其媒介就是贸易。发现揭示当时的陶、石器等遗物数量巨大,各地器型高度相似,这样的现象暗示龙山文化社会的经济活动空前活跃,很多产品可能都有较高的商品转化率,区域之内以及不同区域之间存在频繁的交换,方才可以造就整个龙山文化社会比较一致的文化面貌和基本同步的变化节奏。如此活跃的经济活动须有依托于聚落实体的贸易网络,也就是市场系统,反过来,这样的贸易活动对区域聚落形态和社会甚至政体的塑造也有积极影响。

  从聚落形态观察,龙山文化贸易网络应该存在基层的集市—区域市场(中心市场)—跨区域贸易系统三个层次。基层集市、中心市场、跨区域贸易在不同层次社会单元的整合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集市主要限定于基层的聚落圈,也就是两城镇地区围绕次级中心形成的社会子单元,有点类似今天的乡镇,只是具体而微罢了。中心市场则是一个区域社会的中心,其功能与基层集市相像,然覆盖的范围要大很多,流通的物产丰富很多,管理要复杂很多,也是促使区域社会和政体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通过中心市场可以更方便地牵动很多基层集市,有效地将它们纳入分级的市场网络之中,从而串联起整个区域社会。跨区域贸易没有单独的市场系统,依附于多个中心市场并将之连接起来,甚至还要渗透到基层集市,推动跨区域社会单元(政体)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虽然是以经济为基础,但可以衍生出风俗传统、语言习惯等文化层面的深度交流,加上人员流动和联姻,甚或造成相似或共同的族群意识,为政治层面的联合、结盟准备了条件。研究显示,龙山文化时期这样的跨区域经济体至少存在于鲁北山前地带和鲁东南沿海地区,有迹象表明那些已经普遍形成区域聚落群的地区,如鲁西和鲁中南汶泗流域等,经济活动也十分活跃。或许,这暗示龙山文化社会在经济层面的整合度要高于政治层面。

  关于龙山文化的社会分层,已有不同论证,大多都离不开对墓葬的分析。原因很简单,因为古代的社会分化总是在墓葬中有着最为直观生动的反映,不仅是墓葬的形制、规模、随葬品的质量数量,社会身份象征物、葬仪形式更是和社会等级直接关联的。海岱地区史前墓葬,尤其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两阶段,对此也有生动的体现。比较两个阶段的高等级墓葬,会发现其同异之间所展示的继承和发展还是相当明确的。

  大汶口文化阶段社会权力主要来源于血缘背景下的族群支持,因此需要利用各种场合频繁地举行宴飨活动,以获得更多拥戴,所以要在随葬品中罗列成套的酒食器。而龙山文化社会中血缘关系可能已不再是社会权力的主要来源(当然,社会最高统治者和英雄人物有些特殊),社会权力的获得和维持与个人职业、能力、财富、社会关系等非血缘因素的关联性越来越密切,所以随葬品中与宴飨有关的器具大为减少。

  龙山文化城防设施、道路、大型建筑的发现明显增加,而且无论规模还是工程技术,都远迈前代,说明社会活动中公共事物开始占据优势。这类公共事务为那些有能力、威望和资本的人,在社会中出头提供了机会。当然,其中占据首要位置的是这些人为公共事务出资的能力,也就是所谓“预付资本”。虽然预付资本可由威望、能力来兑换,但主要的还是财富来得更实际些,也更能得到社会认可。因而从这一角度观察,财富分化确实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社会权力分化的可能性。

  虽然论及社会分层,墓葬资料往往最为重要,然而实际上我们很难知道墓葬能否直接反映社会身份、地位或权力。过去对此讨论仅仅以随葬品的多寡优劣作为衡量标准,局限性显而易见,因此才有了社会身份象征物、葬仪与社会权力来源的进一步追究。这个缺憾可以从聚落形态的研究中得到一定程度弥补。下面通过区域社会聚落间的空间地理关系的分析,来讨论龙山文化聚落分层和社会分层的关系。

  龙山文化市场系统中的基层集市和中心市场,在聚落层面都有生动的对应。其中集市对应的是次级中心,中心市场对应的是区域中心。显而易见,上述对应的两端都具有层级化的特征,其分化具有关联性。前者从集市到中心市场,无论交易的物产还是交易者、涉及的范围以及社会影响力都是逐级提高的;后者从次级中心到区域中心,社会层级也是逐级上升。

  龙山文化政体形式可通过以城址为中心的区域社会来讨论。在这样的区域社会中,围绕着城址在一定地域内形成独立的社会实体,其覆盖范围,以两城镇和尧王城衡量,约在数百到1000平方公里左右。其中,城址既可以像两城镇和尧王城那样不仅是区域内的社会中心,也是地理中心;又可以像城子崖和桐林那样主要作为社会中心,地理位置上则不一定处于中心。聚落形态上前者表现为向心式布局,后者为沿河道排列的线性布局。这类区域社会虽然皆自为单元,互不统属,但往往成组分布,中心城址按线性排列。其典型者如鲁北地区由西向东一字排开的城子崖—丁公—桐林—边线王,还有鲁东南沿海地区的两城镇—尧王城。

  通过关于两城镇和城子崖区域聚落形态的分析,可略知以城址为中心的龙山区域社会在地理上就可以划分为城址—核心区—外围区三层空间结构,也是三层社会等级结构:中心为“都城”,其周围的直属区域或可称之为“畿内”,此区域之外的由次级中心控制的外围圈层或可称之为“邦土”。这样的空间地理结构,在古代文献中也有近似记载,同样强调国与野、城与邦地理格局上的二元分别,其中的畿服制度虽然散发着理想光环而难以求证,但这种多重同构同核的政治组织模式,或可为我们从聚落形态上理解龙山文化的政体提供参考。这样的区域性政体,与后来商周社会中地方政体(所谓“方国或诸侯国”)的结构和规模颇多近似之处。依照古代文献,有些学者理解其已经初具所谓国家或文明的形态了,故径称之为“国”“古国”或者“邦国”“方国”。同样,也有专家认为龙山文化时代还没有进入国家社会,政治形态上更近于酋邦。

  这类独立的区域社会单元,以城市为中心,统治着周围有限的乡村社会,范围基本与现在一个中等大小的县域相当,一般在数百到1000平方公里左右,在景观上可以看做城/乡二元结构,实际是一个城市政体。其形态与古代世界普遍发现的城邦政体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因此,笔者认为这就是城邦。

  在这个时代中,类似的城邦政体在鲁北山前地带和鲁东南苏北沿海地区都以组群的形态存在,暗示存在超区域(城邦)的社会系统。目前来看,这种泛区域间的联系除经贸这种基础关系之外,还应该有文化、族群等更加广泛的社会联系。龙山文化所谓文化类型的分划,都要远远超出区域社会的范围,一般可跨两到三个区域社会,实际上也可以看做是对这类文化、族群层次上联系的某种反映。虽然现在还没有直接证据,也不能排除它们之间存在军事和政治层面的沟通联合、甚至形成或松散或紧密的政治联盟的可能性。只有存在这样的联合,才能导致大范围内族群的统一行动,才好解释龙山文化中晚期牵扯海岱全境的那种潮涨潮落式的文化变迁。然而即使存在文献中追述的政治军事上的联盟,也是一种临时性的权宜措施,从现有的聚落形态上无法找到一个跨越多个城邦社会的超级聚落群,也看不出哪一个城邦具有统摄其他多个城邦从而将之纳入自己政治版图的可能。因而龙山文化的政体形式就是城邦社会,政治上相互独立,而又存在密切的以经济为基础的跨越城邦之上的多维度的社会联系。

  (作者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